11月26日上海碳市场上线交易，两天后北京碳市场亦将上线交易。这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日前落幕的华沙气候大会上透露的消息，这标志着中国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不到一年时间以来，7个试点城市中的三个（另为深圳）将正式上线交易。 以此为背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近日举办的WTO年度论坛上，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成为讨论重点。“贸易使中国更富有，但同时使气温上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赵红军在阐述气候与贸易两者的关系时说。 不仅如此，绿色贸易障碍也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以提高碳生产率来提升出口复杂度成为与会专家的共识。 绿色贸易障碍 记者从海关部门获得的数据显示，1-10月，东部沿海省份外贸形势仍不容乐观。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这外贸五大省市中，江苏、上海进出口增速均跌破1%，其中江苏为0.8%，上海延续了负增长，为-0.5%。 其中，从外贸进出口特点上，江苏的加工贸易下降5.6%，出口机电产品下降0.4%，出口服装制品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3.9%。 有关专家认为，2012年中国外贸总量达3.87万亿美元，出口达到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还是高度依赖资源和劳动，导致了环境质量的下降，也导致中国的出口产品遭遇了环境基础和环境标志的障碍。 “‘绿色贸易障碍’并不是事实意义上的障碍，但是它使我们对出口方面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天津商业大学副教授王玉婧认为。 出口的比较优势，也就是中国在制造业的优势是高耗能，因此把生态考虑到贸易中，同时不能忘记产品的生命周期的评估，在绿色背景下发展自己的外贸，以此来改善出口结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上述人士称。 出口复杂度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碳生产率成为热议的对象。“碳生产率作为一种新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对提高各国出口复杂度至关重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李小平说。 李小平认为，影响一国出口复杂度的因素很多，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出口复杂度提升的“资源诅咒”现象更容易在低收入国家出现，经济开放度的扩大更有利于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复杂度提升。因此，提高碳生产率、扩大经济开放度等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副教授赵大平则从税收制度建设层面提出建议，“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制造业从沿海到内陆转移会产生一些环境问题，也许我们需要找到另一种方法来激励这种类型的转移，可以通过并购而不是直接转移的方式。”他说，为激励通过并购的方式来转移，国家可考虑设计污染税。 “减碳存在政策误区” 长期以来，中国对欧美产品的输出中碳比重过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2012年以来，中国尝试以市场机制推进节能减排取得突破，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全国7个省市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试点的最终目标，是为全国建立统一的碳市场找到既适合国情又简单适用的市场体系。 从中外城市碳排放对比来看，中国的城市碳排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主要为工业排碳，而欧美发达国家城市碳排放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是建筑和交通排放。以纽约为例，纽约的人均碳排放不到10t，全美为20t。 “究其原因，中国的城市碳排放工业占大头，中国制造占了很大比例。”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认为，因此以巴西、俄罗斯等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消费进口国和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国，这三类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碳的作用应分开讨论。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崔连标也认为，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碳关税实际减排效果有限，而且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应从支付能力角度提出差异化政策，比碳关税政策更加优越。 从中国自身来说，通过发展新能源来促进减碳呼声较高。但诸大建认为，这里存在政策误区。“研究中国过去30年排量的变化，减碳贡献最大是能源效率改进，而不是新能源。另外两个增碳因素，是经济规模因素和GDP增速，其中后者更为重要。”诸大建说。 首先是中国生产的太阳能大多用于出口，应用在本国的比重并不高；其次，在能源禀赋中以煤为主导的中国，关注新能源并不是当下能够实现的因素，因此经济政策如何激励传统能源的低碳化使用应被更多讨论。 此外，过去30年中国经济超越了能源和碳的支撑，经济增速一直超过既定规划目标成为常态，目前甚至出现钢铁、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中国应在经济规模上主动调控，主动认识到这种高增长是不能承受的，而不是被动下降。”诸大建说。